更重要的是，权威信息的出现因机制原因严重滞后，在一定阶段时间内造成信息的紊乱。反观事情发展之初，家长发现问题之后，有关检测机构不接受个人申请，加剧了事态发展，因为它延缓了公众与媒体从权威机构获得有效信息的进程。这是一个需要从制度建设层面进行解决的问题。此前，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对此的回应是，有些检验机构不具备送检项目的检测资质或能力；一些机构担心样品的来源，担心有目的不纯的送检；还有一些机构怕承担法律责任，不想介入纠纷等。
从服务公众与确保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的角度讲，在国家质检体系中，应该建立“先受理，后转交”的制度规定：即使没有检测能力，也应该收下个人的检测申请，由该机构向其他有能力检测的机构转交或向卫生主管部门加以报告。
政府各级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反应机制上应当更快、更灵敏，不断强化与消费者、医院、厂家、媒体之间的信息反馈，把握解决问题，避免社会恐慌的最佳时机。
从三聚氰胺到雌激素到奶源地，关系亿万儿童的奶粉总是令人牵肠挂肚，一次次的不安全案例已经令公众“闻奶粉而色变”。虽然说圣元奶粉的这次安全着陆看上去虚惊一场，但这不能说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无论是奶粉厂家还是权力部门，都需要反思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要看到“无事变有事，有事变大事”的社会背景并积极弥补监管机制上的缺陷，以此修正自身行为来重建公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