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理查德·默南（Richard J. Murnane）和格雷格·邓肯（Greg J. Duncan）的报告指出，从1972年至2006年，高收入家庭增加了150%的开支；而同一时期，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投入则仅仅增长了57%。同样，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增长速度的两倍。
自1975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其增长速度是学历较低的父母所花的两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盖瑞·雷米（Garey Ramey）和瓦莱瑞尔·雷米（Valerie A. Ramey），把这种幼教投资的不断升级称之为“幼儿竞争”（Rug Rat Race），这很好地描述了这样一种不断加深的认识，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赢得终身教育和经济竞争至关重要。
如何解决教育贫富分化？
目前还尚不清楚对此我们应该做什么。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关公共教育的讨论多集中在错误的责怪对象上：我们指责失败的教育和穷人的行为该对这一趋势负责，而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不断深化的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行为上面。
我想，没有及时跟进是因为不熟悉问题的本质——在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不断加大的教育差距。毕竟，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涉及教育不平等的全国性对话一直都几乎无一例外都集中于减少贫困和中产家庭之间的教育成就不平等，而其依靠的措施也是像“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样面向贫困人群的学前教育项目。
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考虑一下有钱人都在干什么。除了持续讨论不断升高的高等教育成本是否会将中产阶级挤出高校门外，我们就没怎么谈论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上尾不平等”（upper-tail inequality），更不用说成功削弱它了。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比中产家庭的孩子要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幻意味着在学校里成功对于将来经济上的成功愈加必要。这将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流动性，而这一趋势又将反过来加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相互强化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需要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不过，说也奇怪，教育贫富差距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线希望：如果家庭收入和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地如此之快，就表明其模式并不是固定的、无可避免的。能变一次就能变第二次。政策的选取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那么，如何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的教育成就和家庭背景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或许，可以学习富人的做法，社会整体下大力气增加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从出生的那天起开始。儿童早期的教育投入在社会分层上的回报是巨大的。
这意味着投资发展高质量的保育和学龄前教育服务提供给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同时，招募和培训一批技艺精湛的学前教师和保育工作者。这些都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我们必须停止争论这些措施有成本有多贵、实施起来有多困难，然后硬着头皮干下去。
但这样还不够，在扩大和改善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方面我们还需要投入更多。近来有很多关于投资师资力量，“提高教师水平”的讨论，而提高父母养育子女的水平和改善儿童最初期的环境可能比这个还重要。让我们在父母身上投入更多，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孩子。
这就需要找寻方法去帮助父母，使其本身变成更好的教师。这或许会涉及到支持职工家庭的战略，这样他们有才更多时间给孩子读书。还有扩大“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那样的项目，这类项目在帮助单亲家庭教育其子女方面已被证实有效；同时，还需要支持研究，使其为单亲父母开发新的资源。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商业和政府支持，提供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假期以及幼童照管服务，以使中产和贫困家庭获得一些富余家庭孩子享有的早期学业干预。最根本的一点，这意味着更新仍旧盘绕在我们脑中的观念——教育问题不该由学校独自解决。
在确保孩子在幼年早期获得认知刺激体验方面做得越多，就越不用担心学校教育失败。而这还将使学校可以集中精力传授技巧——如何解决复杂问题、如何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如何合作，这些都是对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和充满生命力的民主政治结构而言必不可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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